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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庆上头条,靠亿万捐赠?先走过初级阶段攀比,大学还缺“社会融资”

2019/10/21 16:32:49

校庆上头条,靠亿万捐赠?先走过初级阶段攀比,大学还缺“社会融资”

这些天,一大波校庆袭来。其中有个标题令人“印象深刻”:《浙大120周年校庆:80后夫妻捐1亿,史玉柱才捐5000万》。原来,巨人集团史玉柱捐资半个亿支持母校建设“巨人数学大楼”;而同为浙大校友,“胡润榜”上的中国80后首富夫妇,捐赠亿元成立“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汉鼎宇佑发展基金”,并设共同具名的“王麒诚吴艳奖学金”。


这种攀比捐款金额的思路,其实无关校友捐资助教的初心,更多的是某些社会心态造成的。以至于百年校庆上头条的“资本”,似乎不再是高等教育本身,而是亿万级别的“一掷千金”。由此产生的逻辑变为:谁人捐得多,哪家拿得多,就是学校乃至院系是否具备世界一流实力的衡量标杆。


对此,某些社会舆论也表现出另外一端的观点,也就是这些富豪捐出巨资,无非更多是借题发挥、借势上位,以一个“天价”博得属于自己(母校)的头条。同样,这些校庆院校也在“拼校友”,出钱越多的校友,也就自然成了影响越大的“杰出校友”。


如果我们跳出这种都有失偏颇的观念,从中国高教改革与发展的现状看,国内高校确实需要钱,需要有钱人,需要“社会融资”。


从国际经验看,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是兴办教育的一大资金来源,但绝不是唯一的。尤其是高等院校,社会募资应成为重要的办学财力来源,众多世界一流名校莫不如此。哈佛大学之名,因建校之初J·哈佛700多英镑和400余册图书的捐赠而有。


比起如今的哈佛,中国大学的受捐情况可谓“刚刚起步”。2014年,哈佛大学宣布收到建校史上最大一笔捐款――香港恒隆集团向该校公共卫生学院捐出3.5亿美元。学院也因此易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,以此纪念恒隆集团已故创办人、陈启宗和陈乐宗兄弟的父亲。而陈乐宗正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毕业,其母也是一位护士。


其实,根据哈佛大学启动的大型筹款计划“哈佛运动”,计划5年内即2018年前募集65亿美元。值得注意的是,哈佛大学将所获捐款交给“哈佛管理公司”进行理财投资,其平均两位数的收益增幅,使得净增财力累计达数百亿美元,相当于有些国家的全年GDP。


而在中国大学,目前这条社会集资的“腿”还短之又短。而今,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企业家愿意履行社会责任,热心教育事业,其中不少希望因此留个姓名、出点影响——若从大处着眼,这无可厚非,不应指摘。


从哈佛到斯坦福,还有南加大、哥大、宾大、耶鲁等,这些顶尖学府几乎也同时是获得教育捐赠排行榜的前几名。观察美国私立大学的教育经费构成,不难发现: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学杂费,约占三分之一;其次为教育活动、投资回报和其他,约占不到四分之一;而政府财政支持占比仅为15%左右。剩下的约三成经费,都要依靠社会各方捐款。


对比之下,我国高教办学经费来源,结构未必如此明确,但财政直接拨付的经费基本就是“半壁江山”;来自生源的学杂费,大约也占三分之一——而属于社会捐赠的资金比例,乐观估计仍是一个“个位数”。


同样值得比较的是,全美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捐款率为20%左右,而顶尖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捐款率高达60%。可以说,为母校捐资是一种常规动作,成为文化习惯之一。


如今,国内名校与名校友之间,藉此校庆之际,高调实名捐金,是不是行善举而急近功?如果历史而辨证地看,这也许是教育事业融资、慈善事业筹款的必经之路。


在这样的初级阶段,捐资企业或个人以及受捐方,可能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功利表现,甚至有时让旁人“观感不佳”。但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,很难也不该要求每个行善之人都自甘淡薄、隐身幕后。


随着社会进步和观念进步,或许不久的将来,当捐资助学被普遍视为企业和富家理所应当、自然而然之举时,冠名捐教的方式也会变得自然而然,不再那么显著突出,甚至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逐渐学会“做好事不留名”。

 

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:项建英